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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丹妮:歷史上的殺女嬰現象何以被“中國化”

蘇軾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表達了自己對民間殺嬰的陋俗難以釋懷。據他了解,“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睂τ跉氲倪^程,他記錄道:“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睂Υ?,他表示自己“聞之酸辛,為食不下”。(《與朱鄂州書》)

蘇軾的這封信成了《生死之間:19世紀中國的殺女嬰》(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一書的切入點。本書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作者Michelle King現為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歷史系副教授,她的博士論文從文化史的角度,討論了19世紀末中國的殺女嬰現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2007年)。歷史上還有不少類似的記載,而這些文字正是本書考察的重點:中國歷史上對殺害女嬰的觀念轉變,而非殺嬰的行動本身。

本書盡管正視歷史上女嬰被殺的嚴重問題,卻并非旨在表達感傷及譴責。這種側重的背后有兩方面的考量。其一,從研究材料來說,記錄詳實地涉及到歷史上確有其人其事的殺嬰例子相當有限,不過,保存下來的由男性執筆的二手證據則相當豐富,這些證據主要揭示的是對于殺嬰的態度和觀念。其二,對于觀念轉變的研究,有助于避開關于傳統文化自古以來迫害女性的老生常談,并提出可能存在卻為人忽視的歷史轉變。與第二層考量相關的是此前殺嬰研究的不盡人意之處:一方面,常見的問題出發點(諸如“為何女孩是殺嬰行為的主要受害者?為何殺嬰在中國如此普遍?”)往往把研究引到對儒家性別秩序的抨擊上;另一方面,人口研究提供的數據和結論雖然表明殺嬰對控制家庭規模的作用,但是在缺乏具體語境的情況下,不免讓人產生一種古代中國的父母鐵石心腸、不顧子女死活的扭曲印象。實際上,通過與歐洲的情況比較,我們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都存在著父母不要親生骨肉的社會問題。

因此,本書提出了另一種思考方向:殺女嬰到底從何時起、又是通過何種方式變得如此中國化?(“Just when and how did female infanticide become so Chinese?”見原書第7頁)作者認為,殺女嬰的行為被貼上中國的標簽發生在19世紀末,當時這種實踐從地方的、道德的、慈善的議題轉化為跨文化的、政治的、科學的全球性議題。正是西方人對于殺嬰問題的呈現,塑造了世界上其他國家對于中國的印象。到了20世紀初,連中國人都覺得殺嬰是一個明顯的中國問題,因此改革者們提出要根除殺嬰的弊端,以改善中國人口的構成和數量。通過與西方的文化接觸,人們逐漸認識到女嬰對一個國家的意義。

蔡丹妮:歷史上的殺女嬰現象何以被“中國化”

著作封面

本書主體分成五章,分別講述了關乎女嬰命運的不同人群的故事。第一章“決定一個孩子的命運:女性與分娩”圍繞著參與殺嬰過程的女性,包括產婦、接生婆、婆婆等。作者著力分析了一名葉姓婦女(1567-1659)自述的早年溺死才呱呱墜地的女兒的經歷。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分析下的殺嬰,不是一種在事后要被譴責或憐憫的行為,而是事件中一個有待作出的決定。產婦經常是在復雜和艱難的情況下終結親生女兒的性命。在她們眼中,生育男孩意味著將來有可能過上舒適的生活,并在家中贏得尊敬;而生育的女兒將來可能還要像自己一樣受苦受難。而且,殺死女嬰的決定可能也不是產婦個人的主意,分娩中在場的其他婦女,比如接生婆、婆婆、鄰居大媽等都可能在其中扮演或積極、或消極的角色。在民間想象中,雖然殺嬰可能導致的報應令人膽寒,但是如果此舉不是生母的初衷,而是迫于如婆婆這樣的家中長輩的壓力不得已而為之,生母仍會被視為恪守孝道而不被追究。

蔡丹妮:歷史上的殺女嬰現象何以被“中國化”

插圖來源于《生死之間:19世紀中國的殺女嬰》(Between Birth and Death)

第二章“移風易俗:學者和道德規范”關注的是晚清男性學者在反對殺嬰問題上的表現。作為本章主角出場的是一位無錫鄉村塾師余治(1804-1874)。通過探討余治的生平和著述,作者力圖解釋士人對于民間殺女嬰現象較為典型的反應。余治生逢太平天國時期,戰火對江南地區造成的破壞是巨大的,因此殺女嬰在百姓窮困潦倒和流離失所的社會背景下并不稀奇。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余治創作勸行善劇,發表公開演說,為“育嬰堂”、“保嬰會”制定細則等,這些努力收到成效,并且還為他帶來了“善人”的聲譽。但是討論沒有止步于此,作者注意到反對殺嬰只是余治關心的諸多議題之一,他對樹立倫理典范和從事公益事業的熱情,或許還與他的個人際遇有關。實際上,余治并沒有在科舉仕途上獲得成功,投身地方的公共事務成為另一種贏得認可的方式;而他也沒有兒子,這可能造成他在盡孝問題上的擔憂。他所參與創作的善書一類的讀物上宣傳的“善報”觀可能影響到他對勸善行為的期待,善書中那些因為善舉而奇跡般地生育兒子的故事,或許曾支撐著他樂觀地面對現狀。雖然余治的個例不足以涵蓋一切,但是有助于理解同一時期的士人對于殺嬰問題的關注。

第三、四章考察了英語、法語的出版物是如何將殺女嬰中國化,并把這一觀念推向世界的。第三章“看見尸體:專家和證據”對于19世紀的所謂西方漢學“專家”及其著述提出諸多質疑,而質疑的焦點在于他們的證據大多是并不具有說服力的二手材料,因此無法證實殺嬰是中國社會普遍而特別的現象。這些“專家”以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早期成員及其位于上海的北華分支(NCBRAS)的成員為代表。作者隨后考察了在中國游歷的西方觀察者對所見的嬰兒尸體或是嬰兒尸骨收殮處(例如嬰兒塔“baby tower”)的敘述,認為這些觀察并不能被簡單粗暴地視為父母殺害子女的罪證。從作者征引的有關當時嬰兒喪葬習俗的著作來看,實際情況可能跟西方觀察者的想象不同。作者繼而分析了一些抬高殺嬰比例的數據,而對這些數據的追根溯源又顯示了統計的不可靠、甚至于來自沒有根據的文化偏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本章對柏立德(Gabriel Palatre , 1830-1878)《殺嬰和圣嬰會在中國》(L’infanticide et l’Oeuvre de la Sainte-Enfance en Chine, 1878)一書的討論。該書在西方世界具有廣泛的影響。作者發現這位被派到上海徐家匯的法國耶穌會士在不明就里的情況下,收錄了前文論及的余治的著說和插圖,并將這些內容與他搜集的關于殺嬰的中文資料分門別類地放在自己的書中。其中的視覺化呈現似乎很符合歐洲讀者的口味,滿足其對異域的想象,所以這些圖片又在其他一些書中被剝離了語境而單獨再版。我們看到,原本出于勸善目的而創作的圖文,至此不再只是用來提醒中國讀者殺嬰有風險,報應需謹慎,而是在被挪用為滿足西方讀者好奇的素材的同時,用來譴責中國文化風俗的弊端。

第四章“拯救靈魂:傳教士和救贖”考察了法國圣嬰會是如何在世界范圍內、特別是歐美天主教會的學童中間,傳播中國的殺嬰問題。圣嬰會于1843年成立,旨在支持海外的傳教士對異教兒童進行洗禮以拯救他們的靈魂。這在信奉天主教的西方兒童看來,是一項非常神圣的事業,因此很多兒童慷慨解囊,定期捐款以推進這項事業。而中國嬰兒被拋棄或殺害的印象,也隨著圣嬰會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而不斷加深。附帶提一下,作為本章引子的故事發生在1872年的加拿大法語城市魁北克城(Quebec City),約有三千名當地兒童興致勃勃地參加了由圣嬰會組織的演講活動。筆者想起曾看過的一部紀錄片《在魁北克的中國人》(être Chinois au Québec, 2013),其中一位接受訪談的當地老先生談到,直到20世紀六十年代,傳教士還會到其所在的學校告訴孩子們,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貧窮地方的兒童需要幫助。年幼的他相信,能夠幫助更多的中國小朋友,就證明他是更好的天主教徒。不難想象,這種從孩提時代起就接受到的信息,將會持續影響很多國外普通百姓想象中國人對待嬰兒的方式。本章的閱讀可以結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2008年發表的論文,很多分析都呼應了沈氏的觀點,展現了圣嬰會是如何有效地動員兒童。本章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作者使用了更為廣泛的文字和圖片資料,這些資料此前未曾被討論過,其中有一些為作者的個人收藏,頗為珍貴。

蔡丹妮:歷史上的殺女嬰現象何以被“中國化”

插圖來源于《生死之間:19世紀中國的殺女嬰》(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第五章“殺女嬰的重構:新興的國家”討論了殺嬰現象在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激起的漣漪。一方面,大多中國人懷疑天主教傳教士收容中國兒童另有企圖,不是如其宣稱的照顧和拯救他們,而是攫取他們的身體器官來研制某種秘方。這種猜忌不斷發酵,終于在1870年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天津事件,當地暴民殘忍地殺害天主教修女。本書在對此事的分析中,引入民間善書、通俗故事里懲罰殺嬰婦女的恐怖情節(參見本書第一章的討論),推測暴行的實施或許受到了那些情節的啟發。如果殺害嬰兒理當遭受報應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那么當人們懷疑傳教士殺害了本地兒童時,他們是有可能采取自己了解到的懲罰手段來對付他們眼中的罪人的。這種推測雖然難以證實,但是很令人唏噓,因為那些善書、通俗故事,可能曾讓天主教的傳教士和修女們帶著“拯救”他者的心態,不遠萬里地來到中國,后來卻又讓他們在異國土地上遭受滅頂之災。另一方面,一些生活在對外條約中的開放口岸的中國人,逐漸吸收了西方關于科學和婦女權益的學說,并在報紙等媒介上進行改編以滿足中國讀者的需求,介紹節育和優生等方面的知識。這些努力見證了嗷嗷待哺的女嬰如何被納入構建民族國家的話語中。

在本書的結論部分,作者糾正了那種將改革殺嬰陋俗的功勞完全歸于西方人的偏見,并給予了婦女個體感受更多的關注,在她看來,理解女嬰被拋棄的社會問題,不能停留在性別比率一類的人口統計上,而應該將個人的選擇放到具體的情境下分析。作者深厚的人文關懷以及嚴謹流暢的文風,增強了本書的可讀性。該書出版之后,在英語學界引起不少討論,包括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在內的多個期刊都刊登了書評。評論人在肯定本書貢獻的同時,也指出了分析上的一些不足。其中對細節的討論主要來自熟悉本書資料背景的研究者,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一下,此不贅述。

相比于評論人追溯資料的來龍去脈,或許普通讀者對本書會提出一個更直接的問題:當中國的殺嬰現象已經在不少中文、日文和英文研究中從不同角度被觸及或深究,這樣一部英文著作還能帶給我們什么新的啟示?答案是開放性的,筆者在此僅分享一點淺見。正如作者一開始強調的,本書要分析的是殺嬰的觀念而非實踐,而對于觀念的解剖,顯然也不是為了否定實踐的存在和嚴重性。從這種角度來說,本書與高彥頤(Dorothy Ko)的《纏足》有異曲同工之處。與殺嬰相似,纏足也常常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反例被西方人詬病,并從19世紀末開始成為民族主義話語攻擊的對象。如果說反對溺嬰的呼吁讓人看到兒童與民族的關系,那么反對纏足的呼聲則讓人看到婦女與民族的關系。不過《纏足》沒有沿用由男性精英主導的啟蒙話語的框架,而是區分出兩種歷史:來源于私下的、個人的“微型歷史”(miniature)和來源于公開的、自然的“巨型歷史”(gigantic)。前者往往為后者所裹挾而沉默,因而主流話語接納了反對纏足的聲音而過濾了纏足女性的個人感受。實際上“三寸金蓮”展現了在儒家秩序下的一種性別身份,纏足之于女性正如科舉之于男性一樣,都提供了向上進階的社會流動的可能,同時小腳和精美的鞋飾也是特權階層的標志。歸結起來,纏足只是女性通過對自我身體的改造來達成目標的一種形式,而這種聲音湮沒在男性知識分子群體因民族危機感而搭建的話語架構中。

正如King的重點并非討論殺嬰在中國是不是一種普遍現象,高氏的重點也并非討論纏足是不是婦女不幸的羈絆,抑或是不是傳統文化落后的象征,她們關注的是那些居于主流話語地位的知識、觀念是如何產生并通過層層累積、特別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下塑造和推廣的。其實,這種反思在北美學界從更早就開始了,并且已經有不少經典研究。與本文較為相關的包括賀蕭(Gail Hershatter)討論20世紀上海娼妓問題的專著《危險的愉悅》。像殺嬰、纏足一樣,娼妓也是一個受到廣泛關注的研究課題,而該書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獨特的問題切入點。賀氏發現當時對于妓女的記載經常是口徑不一的,有時候她們被刻畫成玩弄男性的紅顏禍水,有時候她們又成為值得同情的無辜受害者,而這些不同的呈現交織著更為復雜的關于醫療、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公共議題。因此她指出,男性知識分子在作品中通過對妓女的討論,表達了對愉悅、危險、社會性別和民族國家的關注,而厘清這一點,有助于進一步從這些話語中甄辨出女性個體的聲音,正如她在書中所揭示的。英國文化史學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分析“知識的歷史”為何引起越來越濃厚的興趣時,提到其中的一個動因來自迎接挑戰——全球史的興起以及相繼而來的討論非西方文化的知識成果的需要。上述介紹的幾部著作都從不同程度上回應了這種挑戰,并提醒我們在解讀文獻時,對于文本的表述要帶有批判性,而對于文本中牽涉的人和事要帶著同理心。

注釋和參考文獻

King, Michelle Tien. 2014.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關于開篇引文,因筆者手頭沒有原著引用的版本(見原著第193頁的注釋),姑且參考另一版本。蘇軾:《與朱鄂州書》,《蘇東坡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474頁。

對于余治的討論,參見梅爾清關于太平天國的英文專著第二章。Meyer-Fong, Tobie. 2013.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 Henrietta. 2008. “ ‘A Penny for the Little Chinese’: The French Holy Childhood Association in China, 1843-1951.”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 (1): 72-92. 中文版見蔡丹妮譯:《“請捐一分錢給中國小朋友”:法國天主教圣嬰會在中國(1843-1951年)》,《全球史評論》第12輯,2017年, 第176-201頁。

Ko, Dorothy. 2005.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中文版見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Hershatter, Gail. 1997.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文版見韓敏中、盛寧譯:《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Burke, Peter. 2016.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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